关注2007年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全球的注目，当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从此将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时，我们更应看到今后会制约中国经济的问题所在。中国经济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在许多环节中计划经济的决策机制仍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有计划地尝试对计划经济进行有效改革。困扰中国经济的是过去的国家计划企业成为社会和经济的威胁，许多这类企业的问题是产品滞销、负债高、人员过剩，维持它们可能导致银行破产，关闭它们则威胁到社会。未来十年发生严重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为关键的是，中国老企业的改革必须加大吸引国际资金来促动，但中国将面临来自印度等国家的挑战，这些国家也在全力发展以吸引国际资本的投入。以印度为例，印度的进步比中国更显著。印度众多的工程师和医生将使印度很快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弱点则是受教育人群所占比例太小。印度还有一些企业已经进入全球最好企业的行列，而在中国很难找到一家本土公司在全球运营、在海外推销其产品。
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和宏观经济调控后，2007年的经济发展显得极为关键。经济过热、就业问题、控制物价、货币供应量调控、财税政策调整、房地产泡沫及能源价格等问题将成为2006年中国经济的焦点。可以预期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ＧＤＰ的增长仍将保持在9％以上。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已成定局，中国经济已进入通货膨胀区间，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能源紧张和基础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将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
虽然中国政府力求由政府向市场、企业转移，但政府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依旧偏高，同时以市场导向的民间投资比重虽在上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引导投资，区域性的投资规划如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结合，投资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依然严重。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拉动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持续低迷。
中国经济已告别短缺经济，总体上供大于求，有过剩经济的危机。在当前高增长、低通胀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应更多地考虑解决供给管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轮经济高速增长更多地表现出政府引导和驱动的特征，经济过热现象是存在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不成比例问题应引起关注。同时，中国如何拉动内部消费十分关键，目前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矛盾非常突出。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大社会基础设施缺乏必要的保障体系，直接导致居民紧缩消费，使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始终无法出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是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中国政府的高层人士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目前推行的制度改革、体制改革以及金融体系的改革都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经济虽进入新一轮中长期增长周期，但增长模式主要是靠财政政策拉动。中国面对新形势必须进行适时的战略选择。全球关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潜力，而中国目前经济和教育、科技、法律、文化、社会保障、住房、生态环境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矛盾非常突出。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但也应进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要高瞻远瞩、通盘考虑，关注全球发展战略。对中国来讲正确地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极其重要。现在整个中国对经济是否过热争论激烈，中国政府采取了很明显的紧缩信号，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过热重要的是分析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的合理性。目前中国GDP增长在9%以上，政府拉动的现象十分明显。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矛盾是来自于就业问题和物价问题的相互制约。中国的物价目前已经基本与国际接轨、持平甚至部分商品价格高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与美国、加拿大、欧洲及日本相距甚远。同时中国市场的开放留给中国解决这一矛盾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在中国市场形成竞争，国际企业的管理机制、成本管理及资金实力直接威胁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一旦大的市场竞争格局确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会明显趋弱。目前中国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造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其意义极其深远。
中国人均GDP跨入1000美元的门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起点。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根据国家发展趋势会分化为两类:一类如新加坡、韩国，继续往上发展;另一类如拉美部分国家就此停滞不前。拉美部分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后出现滞涨的原因在于原先的比较优势降低（如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社会利益集团分化与冲突加剧，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动深刻，如应对不当可能引发社会无序甚至政治动荡。因此将中国经济形容为站在十字路口非常恰当。在就业和增加收入矛盾突现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提出更大的挑战和要求。中国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占GDP的比例超过46%，错误配置资源的状况直接威胁中国的金融体系。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控制固定投资过热，目前问题在于行政政策不足以阻止个别行业的过度投资。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建厂成本至少上升15%，长江三角洲涨幅甚至高达30%。同时能源短缺的形势也让人忧虑。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投资约束以及其后的需求约束改变为资源及国际竞争双重约束。
对背负巨额不良贷款的国有银行体系进行的改革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跨越关口的关键。按照入世承诺，2006年外资银行可以大量入境与中国银行展开全面竞争，中国金融体系将直接面临考验。2003年中国房地产、钢铁、有色金属等过热行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很高，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的2/3以上来自于银行，这些行业投资如果持续过快增长，将会增加金融风险。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将会大大降低银行金融风险。另一问题点是，目前中国粮食减产问题严重，后果堪忧。内地粮食库存减少，全国粮食已经连年减产，粮食减产的一大原因在于耕地减少。如何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又一难题。在货币领域，私人债券投资者无法吸纳央行出售的过量债券，外资流入导致的本地对应货币无法得到充分消化，目前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达到将要危及物价稳定的程度。对于中国来讲，不断加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可能会引起外国投资者的不安，从而使他们大幅放慢投资中国的步伐，甚至无限期推迟投资项目的实施。如果外商直接投资锐减，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受到影响，中国的出口也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而使价值4,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和服务锐减，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威胁到中国的金融稳定，金融体系的风险会被放大。拉美最大几个经济体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由于宏观调控不利直接造成这些国家经济至今止步不前的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结构性不合理的问题。中国经济正驻足关口，需要冷静判断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准确的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过程都决非坦途，中国同样会如此，决不会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大就可以轻松逾越障碍。现在中国经济尚处于奠定基础阶段，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都会导致全盘皆输。中国在构建制造业、基础产业以及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必定会经历起起落落。我们现在需要清醒地了解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只有深刻地认识到危机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好准备，在困难来临时从容应对。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依旧无法掩饰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问题，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大大限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投资结构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抑制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和投机成为能否顺利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中国的发展道路肯定会有起伏，无法因为经济规模而避免遭遇挫折，中国经济在前景看好的基础上，如何化解综合性风险成为目前中国必须冷静面对的问题。